“你能描述這里的情形嗎？”（阿赫瑪托娃《安魂曲，1935-1940，代序》）美國記者安妮·阿普爾鮑姆的巨作《古拉格：一部歷史》（新星出版社，2013年4月）以此為扉頁題記，“描述這里的情形”成了一種訴求與期盼。
很多人會越來越明白“描述”不僅在當代寫作中，而且在當代公共生活中也是重要的；他們也會越來越意識到，“描述”是困難的和危險的。敢于描述、重視描述以及善于描述，在當代公共生活中都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過去說，描述是對寫作技巧的真誠考驗；現在我們更應該說，描述是對人的良知的真實檢測。
讀這部古拉格的歷史，最為深刻的印象就是描述的力量。作者寫在扉頁的獻詞就是“謹以本書獻給那些描述了所發生的事情的人”，為什么不是通常人們比較常見的諸如“獻給那些無辜的受難者”等等話語呢（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的獻詞就是“獻給沒有生存下來的諸君”）？在這里，作者對“描述”的體驗和極度重視已經強烈凸顯。沒有什么比親歷者和證人的描述更能揭示真實狀況，更何況把這些描述與豐富的原始檔案、文獻資料相印證，一幅更全面和立體的關于迫害與受難的蘇聯勞改營圖景昭然呈現。同樣，也沒有什么文體能比描述更好地傳達那些描述，忠實于原初描述的描述是本書作者始終遵循的寫作原則。另外，從評論家的贊語中我們也可以受到這樣的啟發：描述是再現、揭示與聯系的基礎；時代迫切需要的是對所有政治迫害現象的完全紀實性的描述，從中再現這種現象的本質特征，并使之與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宏觀歷史聯系起來。
在“序言”中，作者對資料來源與描述方式的選擇作了說明，有幾個問題很值得思考。一、如何使用親歷古拉格的政治異見者的回憶錄？一些研究者一直不愿相信這種回憶錄資料，堅持認為其中存在出于政治原因篡改經歷或因記憶問題借用別人故事的問題。對此作者認為，“把那些看上去不真實、抄襲或者被政治化了的內容過濾掉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二、“盡可能地以被廣泛使用的檔案材料來證實回憶錄的內容”，但無論是官方發表的文獻還是像統計資料這樣的檔案，向來都被研究者質疑。對此作者認為如果使用得當，尤其是那些關于管理問題的秘密文件，可以用來解釋很多回憶錄所無法解釋的事情。三、正是因為對這兩方面資料的慎重使用，“使得運用一種新的方式敘述描寫勞改營成為可能”。作者對這種敘述方式的表述尤有啟發意義：“在本書中，我不需要再把少數持不同政見者的‘說法’與蘇聯政府的‘說法’進行比較。我不必在蘇聯流亡者的記述與蘇聯官方記述之間的某個地方尋找一條中線。作為替代，為了敘述所發生的事情，我可以使用多種不同類型的人士、看守、警察的語言，使用在不同時期以不同罪名服刑的不同囚犯的語言。長期以來困擾蘇聯集中營歷史編撰工作的那些情感因素和政治主張不在本書核心內容討論的范疇。它們的位置被受害者的經歷所取代。”作者提出的替代方式是突出運用排除了情感與政治因素的當事人語言與經歷，也就是力圖還原真實細節和整體語境。《紐約太陽報》評論說：“在安妮·阿普爾鮑姆之前沒有哪位西方作家嘗試過以見證人的描述和檔案記錄為依據撰寫一部古拉格的歷史。”其實這不僅僅是選擇依據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對依據與敘述方式間的深刻聯系的認識。
在作者參考和引用的文獻中，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無疑是一個重點；兩部著作間的聯系也很值得思考。“群島”這個概念被索爾仁尼琴創造性地運用，將“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管轄下全國各地的勞改營描述為由“勞改營孤島”所組成的“群島”，進而形容整個蘇聯是這樣一個“群島”。而在本書中，作者的基本著眼點也正是“群島”式的，一再強調對整個勞改營網絡體系的俯瞰，同時也不斷把整個蘇聯作為觀察背景。當然，兩部著作的區別是非常巨大的，《古拉格群島》運用的敘述方法既有歷史學的敘事，也有報告文學的、哲學沉思的、檔案梳理的、主觀隨感的等等，整部作品就像一座多音調、多角度和多元風格的宏偉大廈；另外，書中所運用的語言、所創造的詞匯、通過詞匯所揭示的現象，本身就是一部專制極權下勞改生活的語言索引，以致西方還出版了專門的索爾仁尼琴辭典，而這些正是源自索爾仁尼琴作為小說家的文學才華。與之相比，阿普爾鮑姆的敘述方式則顯得相對單純：“它用兩種方式講述勞改營的故事。本書的第一和第三部分是按照年代順序敘述的，用敘事描述勞改營及其管理部門的演變。第二部分詳細地記述了勞改營的生活，而且是以專題形式記述的。”（序言）年代順序與專題分類可更為清晰地描繪出“群島”的全貌與局部，而它運用的豐富資料則是索爾仁尼琴寫作時無法想象的，因此在客觀性與全面性的描述上遠勝于《古拉格群島》。
“序言”還深入討論了一個尖銳而敏感的問題：“對于許多人來說，斯大林的罪行并沒有像希特勒的罪行那樣激起發自內心的同樣反應”——作者從對布拉格查理大橋上賣的前蘇聯徽章、某位哲學家的政治名聲、好萊塢電影的到位和缺位等現象的思考中看到了這個問題。為什么會這樣？不是因為“不知道”的問題，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后期西方對蘇聯勞改營就有很多了解，等到1973年，《古拉格群島》俄文版第一卷在巴黎出版，在西方引起極大反響。然而，無論知識分子還是公眾仍然對這一人類悲劇認識不足。作者所引用的薩特對加繆的說法或許具有某種左翼知識分子的代表性：“像你一樣，我也覺得這些勞改營令人不能容忍，但是我認為，天天在資產階級的報刊上對它們加以利用的行為同樣令人不能容忍。”這種現象對我們來說具有更為重要的現實思考意義：當歷史真相的帷幕早已被無法阻攔的力量逐步掀開的時候，為什么罪行仍然不被看作不能容忍呢？今天，把人類歷史上所有與納粹罪行相同性質的行為聯系在一起，絕非延續意識形態化的冷戰思維，而是為了防止把人非人化的悲劇重演。
如何面對勞改營現象，也是一種歷史考驗。有些曾在其精神生涯與寫作事業上獲得過杰出成就的人，卻在古拉格的歷史上留下了可恥的敗筆，我們最為熟悉的馬克西姆·高爾基不幸成了這種典型。本書詳細描述了1929年高爾基對索洛韋茨基勞改營的訪問及隨后發表的訪問文章如何對形成更大規模的新型勞改營體系產生作用，以及1933年高爾基率領作家參觀團觀賞白海運河工程的“偉大成就”后創作的《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運河》，是如何力圖把政治迫害與人身勞役描繪為“思想轉變”的“光輝典范”的。對此，索爾仁尼琴在他書前的致謝名單中提到以高爾基為首的三十六名作家，稱其為“俄國文學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頌揚奴隸勞動的關于白海運河的那本可恥書籍的作者”。
似乎只是巧合，書最后“只要我繼續活著，這樣做就是我的責任”（第641頁）這句話正可回應扉頁上的問題：“你能描述這里的情形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