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慧廉，英國人，傳教士，著名的教育家，歐洲一流的漢學家。他在溫州定居二十余載，設立禁煙所，修醫院建學堂。他被聘為山西大學堂的總教習。隨后受聘牛津，成為牛津大學漢學教授。蘇慧廉經歷中國最動蕩的時期，而他的歷程，也是那個時代的縮影。然而，這位傳教士的一生，竟在大段的歷史上成為空白。
作者沈迦，歷時六年，跨越三大洲，用翔實的史料，寫出了《尋找蘇慧廉》，為我們還原了蘇慧廉百年前的人生軌跡，也描繪出大時代的波瀾詭譎。
九十多歲的歷史學教授來新夏先生讀完此書，深有所感，寫了如下的觀后感。讀來深刻、動人。我們摘之，與你分享。
一
人物是歷史的靈魂，但是不論研究，還是閱讀，常常遇到的多是人們翻來覆去，耳熟能詳的那些人。只不過不同的撰者，從正面、側面、反面，說東道西地把好端端一位歷史人物解剖得七零八落，讓讀者看不清究竟是個什么人物。更不知有多少對社會、對人類、對歷史曾著有功績的人物，卻被掩埋得很深很久，在期待被發掘出土。
如今有個怪異的現象，凡發掘出幾具古尸和若干古器物，常會引起一陣歡呼和感嘆。于是發掘報告、研究論文、隨筆札記，都會接踵而至。有些還被列入當年幾大發現之一。但當有人發掘出一位值得稱道的歷史人物，并在艱苦搜求翔實可信資料基礎上，按照歷史人物成長的歷程，耗費數年研究，編次成書后，使一位久受沉埋的歷史人物得見天日，使歷史增新貌，為后世垂典范，卻往往未能如愿受到關注，最幸運的不過曇花一現，更多的是沒沒無聞，很少有人再提起，這很不公平。
還有一種現象，那就是在史學著述中，圈外人的著述往往比圈內人更受看，更能得其要領。十年前我讀過一位機械專業出身的高工張貴祥先生撰寫的《大三國演記》。這部書記述了宋、遼、金、西夏的對峙，直至元統一，歷時三百年的兩個三角形的紛亂歷史，比專攻這段歷史的人條理得更清楚明晰。
我漸漸厭煩那些被人們談得很多的歷史人物，你爭我辨，你是我非，只憑手頭一點資料，鬧烘烘地瞎辯論。我期待更多地發掘新人物，廣泛搜集有關資料，把這個人物說清楚，能引人入勝的著述。
十年后，我有幸又看到一部我喜歡的人物傳記，那就是沈迦先生近年撰寫的《尋找·蘇慧廉》一書。
沈迦先生做過記者，后經商，現居加拿大，行有余力，則以學文。我讀過他寫的兩部書：一是《普通人》，二是《尋找·蘇慧廉》。前者讀過而已，后一種卻引發我若干遐思。
為什么我愛讀的史學著述多出自史學圈外人之手？或許是他們沒有經受史學專業訓練，也就不會為那么多框框所局限。更可能是他們出自一種自發的“還史與民”的理念，想寫些有扎實資料基礎，能讓民眾讀懂的史書，而專業人士則陳義甚高，故作深沉地寫些只有少數圈內人讀之昏昏的文字。那么他們所選的題材對否？張貴祥先生理清了中國歷史上最糾纏混亂的年代。沈迦先生挖掘沉埋已久的一位有過歷史貢獻的外國傳教士。
我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是：一個人在他所處的時代，做好他應該做的事，并對社會、對人類、對歷史有所貢獻，就應給以注意。沈先生從本鄉本土所挖掘出來的傳主，正是這樣一位值得研究的人物。
傳主蘇慧廉，1861年1月23日出生于英格蘭約克郡哈利法可斯城。1883年1月，時年22歲的他被英國循道公會派駐溫州任傳教士，直至1907年才離開。他在中國居留了前后24年，做了不少與中西文化交流有關的工作。他將《圣經》翻成溫州方言、《論語》譯成英文并開辦中等學校。
在離開溫州后，他還擔任過山西大學西齋總教習和牛津大學漢學教授。1935年5月14日，他在牛津寓所逝世，享年74歲。他在所著《中國與英國》中曾寫下幾句話，自評其與中國的關系說：“不管我如何評述中國，我都是帶著一種對中國和中國勞苦大眾的真摯情感。我曾服務于他們，并在他們中間度過了我的半生。”沈迦先生的《尋找·蘇慧廉》一書，正是傳主這幾句話長長的注腳。
二
沈迦先生的撰作起意，是聽說溫州圖書館藏有傳主的二部英文著作，塵封已久。這樣一條線索，引動沈迦先生進一步“尋找”。 2007年沈迦決心寫傳，2009年他親臨傳主夫婦在英墓地，仔細地考實他們的人生終點，并以此為爆破點，啟動了撰著。他開始循著傳主一生的路線前進，這也是撰者全書的主線。撰者在自序中明確地交待說：“這本書的主線雖是以傳主的生平展開，其實也是沿著尋訪的過程一路走來。”沈迦先生走的是傳主走過的路，但不是簡單的重復。他在和傳主同步前進時，還隨時隨地地捎帶著描述一路上所見所聞的地情社況。
沈迦先生為了征信于讀者，他在自序中詳細地寫他去英、美、加等國和香港、澳門、臺灣等地的檔案館和圖書館，查閱有關資料的經歷。據統計，他經眼的檔案、著述、專著和論文、資料等多達280種。除此之外，他“還走訪了蘇慧廉曾經工作和生活過的城市，從溫州到太原，從上海到北京，從香港到澳門，從牛津到劍橋，英倫半島也去了兩趟，重返歷史現場，尋找歷史后人”。他不憚煩勞地寫下這些文字的目的，不是炫奇，而是留給后人一張尋寶的路線圖，他以實際作為說明書中記事，都是“事事有來源，字字有根據”，沒有違反歷史筆法的規范。
這部人物傳記，不像其他傳記。他寫了千余條注釋，幾乎是每頁都有邊注，頗似學術專著，如果單獨抽出來，可成另一本書。這一方面是撰者想盡力遵循史學規范，更重要的是他受了蘇慧廉的老師里雅各遺訓的影響。里雅各在翻譯中國《四書五經》時說過：可能一百個讀者，當中九十九個會對長長的評論性的注釋絲毫也不在意，但是第一百個讀者將產生出來，他會發現這些所謂長長的注釋，其實一點也不長，就只為了這第一百個讀者，我也應該將這些注釋寫出來。
沈迦先生希望讀者“能沿著這些雖粗糙，但頗費力搭建的路標，走向更遠方”。事實確是如此，我作為“第一百個讀者”，通讀了每一條注釋，有時超出了對本文的注意力，果然受益匪非淺。第一，它填充了我若干空位的知識缺口；第二，從注釋內容了解到撰者的書外弦音；第三，從注釋內容所涉及的枝蔓，啟動了選擇新題目的思路。這也是撰者便利讀者的一種善舉。撰者還為本書編寫了傳主的年譜簡編置于《附錄》，也具有這樣的意圖。如果在《附錄》中能再編一份全書綜合索引的話，那將更為完善。
三
才學識是中國對寫史者的傳統要求，沈迦先生在寫這本書時，凸現了他的史識。他要是沒有相當的膽識，就不會輕易涉足于為外國傳教士寫傳記這類“禁區”。近幾十年，外國傳教士惡名隨身。寫傳教士無論怎么都會與政治掛勾，如通信往來就可以是遞送情報的鐵證，生活方式的不同就有和平演變的嫌疑，普及教育、推動衛生是一種小恩小惠等等，而有些對中國社會和民眾有益的人和事亦常被掩蓋和埋沒，或者被定為“別有用心”或“客觀上的影響”等等。以致歷史學者馬勇在讀過這本書后曾發感慨說：中國人是一個知恩圖報的族群，滴水之恩必當涌泉相報。然而由于各種原因，我們今天對利瑪竇以來的傳教士，還缺少一個道歉，缺少一聲謝謝，缺少一句對不起。在這一長串傳教士名單中，蘇慧廉就是其中一個佼佼者。這部書忠實記載了蘇慧廉極不平凡的生命軌跡，值得一讀。
這段話容尚有可商榷之處，但對本書的評論是切實而符合實際的。
沈迦先生為傳主立傳的重點是傳主在溫州的布道、辦教育和興文化諸事跡，因而不可能不涉及溫州的教會活動和溫州的社會背景，所以書中有較多篇幅的引據和敘述，撰者的筆法又比較細膩，從而可得溫州傳教史的大要和溫州的鄉邦文獻。這在一些人物傳記中不那么突出，而這一筆墨可為人物傳記的寫作拓展較開闊的空間。后之寫傳記者，何妨一試，以自見特色。
沈迦先生之撰蘇傳，從僅知傳主數百字生平始，不懈地跟蹤尋找，經過數年的奔走、采集、研究、寫作，終成一資料豐富，論述完整，別有見地，長達四十余萬字的著作。他開辟了深廣的新史源，從埋藏極深的沃土中挖掘出一個熠熠發光的歷史人物，使之得見天日。同時又豐富了溫州近代史、中國傳教史和教育史若干令人矚目的內容。啟示后來者，特別是歷史研習者一種可捉摸的范式。
我通讀全書訖，作為史學圈內人深感愧恧。我雖年逾九旬，亦當為之鼓呼！沈迦先生方當盛年，尚望奮其所學，為人間呈佳作，為后學示典范。衰年一叟，自幸在奔百途中得讀佳作，亦云快哉！
——摘自
《中華讀書報》2013年8月14日第十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