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九年，1883年，早春，一個年僅二十二歲的英國青年只身漂洋過海來到溫州。他的漢名叫蘇慧廉，一個后來被認為對溫州舉足輕重的名字。時光荏苒，一百三十年過去了……
我坐在David Helliwell堆滿書的辦公室里。這是2009年3月30日的上午，近十時，英格蘭春天的陽光有點熱烈，照進牛津大學博德林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一間朝南的房間。
David Helliwell還在那里拔打電話，四處打聽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的墓地。蘇慧廉1920至1935年曾在牛津大學擔任漢學教授。
他所依據的線索，是我年前提供的：蘇慧廉生前住在牛津布拉德莫路4號（4 Bradmore Road，Oxford），
我知道這些信息純屬偶然。2007年秋天在美國新罕布夏州新港（Newport，New Hampshire）一家名為Ronald Purmort 的舊書店淘到本蘇慧廉早年著述《儒釋道三教》（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當時，我已在搜集蘇慧廉的材料，擬給這位在我的家鄉溫州度過二十五年青春歲月的傳教士、漢學家寫本傳記。這是部初版本，1913年由英國著名的霍德 ? 斯托頓（Hodder and Stoughton）出版公司在倫敦出版。隨手翻開，意外出現了——一則發黃的剪報被原書主人粘帖在封二。因時間久遠，剪報已殘缺，好在開頭兩句尚清晰可讀：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電訊：倫敦，5月，14日，牛津漢學教授威廉·愛德華·蘇西爾今天去世，享年七十四歲。
“《紐約時報》”，“
我認識David Helliwell亦屬偶然。應是2008年的秋天，我給這座享譽世界的圖書館發郵件，咨詢蘇慧廉的著述與檔案。郵件被轉到了該館東方善本部主任David手中，由此我們開始了聯系。David說他有個中文名字，叫“何大偉”。他說自己不會說也不會寫中文，但能讀中國古籍，因此我若給他寫信，最好寫“之乎者也”之流的文言文，并且要繁體。他很嚴謹，也很熱情，當我后來表示希望去牛津尋訪蘇慧廉的墓地時，他這樣回復：“非常歡迎你來。如果我能找到他的墓地，不論在哪里（除非在你們上海），我們都將一起去拜謁。"
他寫郵件的時候可能沒想到，我這個與蘇慧廉非親非故，又與他隔著千山萬水的人，竟然說來就來了。于是，這個上午，他放下了所有的工作，開始幫我聯絡，尋找一切的可能性。
他應該已打了近半個小時的電話，仍杳無音訊。我建議他問問主持葬禮的衛斯理教堂，也許那里還有檔案。英國是個超級穩定的社會，機構名稱、地理位置，甚至門牌號碼幾乎百年不變。衛斯理教堂在電話里禮貌地回復，我們有保存婚禮資料，但葬禮沒有記錄。
“如找不到，沒有關系。” 見David如此忙碌，我對他說了兩次。但這個花甲之年的英國紳士不愿放棄，繼續翻電話簿、查網絡、咨詢牛津各學院，他甚至準備聯系西約克郡（West Yorkshire）的哈利法克斯市（Halifax），看蘇慧廉的家鄉是否有相關材料。
突然，David做一舉手的動作，他想到了牛津市政廳（Oxford City Council）。馬上電話過去，那邊答應查查。我心里在嘀咕，你們的市政府難道連上世紀去世的人也管？ 不一會兒，電話竟然回過來了。當我在他們的對話中聽到Lucy這一名字時，我明白有戲了。Lucy 是蘇慧廉妻子路熙（Lucy Farrar Soothill）的名字，她先蘇慧廉四年去世。如果是夫婦合葬墓，墓地很可能登記在先逝者名下。David也聞之興奮，站了起來，一邊將對方在電話里說的墓園名稱、墓地編號記下，一邊不斷告訴對方，這是個重要的消息——蘇慧廉的墓終于找到了！
放下電話，David即對我說，我們馬上去！ 當然。他是個嚴謹的人，出門前又上網查了查路線，用的是Google Map的街景視圖，那時中國還沒這玩意。當360度的沿街畫面撲面而來時，我感到英國雖古老卻現代。十一時前后，我們一起出門。他辦公室的同事悄悄告我，David親自陪你去，這很難得。
牛津城市不大，基本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車與公交。我們選擇坐公交車，英國的公交多是紅色的，很有特色。往東，幾站地，約十來分鐘，便到了玫瑰山（Rose Hill）附近。接下去是步行，約五六分鐘，即看到了玫瑰山墓園（Rose Hill Cemetery）的大鐵門。David說，沒想到蘇慧廉的墓離得這么近，他昨天前天都到這附近買過東西。
中午的墓園靜悄悄的，偌大的草地上只有一個花匠在修剪花草。David根據市政廳問來的墓地編號向他打聽方位，這個中年男子放下手上的工作即帶我們去尋找，但轉了一圈竟然沒有找到。那男子于是回去拿地圖，憑著一張簡易的方位圖，他指著一塊連草都不多的墓地告訴我們，這就是B1—147號。.
這竟然是一塊沒有墓碑的墓地，簡陋得與蘇慧廉在牛津乃至整個歐洲漢學界的地位不相稱。我問David，是不是墓碑被毀？ 但他認為，落葬時可能就沒有，蘇慧廉或許葬得很簡單。
沒有墓碑，那如何確認這就是蘇慧廉的墓呢？ 尚疑惑時，David已趴在地上，似乎要從幾已沉于土中的墓沿界石上找出什么。牛津大學的人曾私下告我，David在校算個領導，按牛津的清規戒律，學生如去見他，得穿袍子。但今天，這位年逾六十的英國紳士，早已放下身段，趴在地上。他還不知從哪兒“偷”了個鐵制的花架當鏟子，正迅速地劃開界石邊的泥士。
感謝David，今天要不是他帶路，我不會想到英國墓地的銘文會寫在這里。
David手上的花架宛如洛陽鏟，隨著不停的鏟刮，歷史終于抖落塵土：
在南面的界石上，首先出現的是路熙的名字。“Lucy是
“蘇慧廉的名字應該寫在對面那條石上。” David對英國習俗應該一清二楚。果然，在北面的界石上顯露出如下銘文：“威廉·愛德華·蘇西爾、碩士、傳教士、牛津大學漢學教授，1861年生，1935年卒。”
說真的，那一刻，當蘇慧廉、路熙等熟悉的名字清晰地展現在眼前時，我有些感動。多少年了，這些名字被埋于塵土。
另兩邊的銘文也出來了，是兩句典出圣經的經句：
西邊的是“The path of the just shall shine.” 語出圣經《箴言》第四章18節，按照英王欽定版（King James Version of the Bible），原文為“ But the path of the just is as the shining light, that shineth more and more unto the perfect day.” 譯為中文便是：“但義人的路好象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東邊的銘文是“Their work abideth.”語出《哥林多前書》第三章第14節 。King James Bible原文為“If any man's work abide which he hath built thereupon, he shall receive a reward.”，翻成漢語是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賞賜。”
這時，我也趴在地上，給這些銘文拍照。David仰起頭問我是否知道“Abideth”的意思？他不等我回答即道：“ It means remain.”
Remain，保持！Abideth，長存！
我為這句話動容。我們今天不遠萬里而來，不就是為了告訴他，您的功業已然Abideth。
David做事很仔細，他手抄了銘文，并畫了方位圖。最后我們在墓前鞠躬如儀，然后并肩離開。走出墓園時，我有種很強烈的感覺，蘇慧廉在天上，正看著我們走在陽光燦爛的草地上。
回來的路上，我們都很高興。David說，今天是Luck Day。
回到博德林辦公室，盡管饑腸轆轆，但仍覺得意猶未盡。David說布拉德莫路其實就在不遠，是否下午就去尋訪蘇慧廉的故居？ 我當然求之不得。于是我們又出發，在路上簡單吃了點東西，就步行前往。路上David告我，在牛津，布拉德莫路屬高尚住宅區，房價頗高。他由此推測，蘇慧廉晚年生活不錯。但我表示懷疑，因為據我所知，當時牛津漢學教授的薪資不高，更何況蘇慧廉晚年還帶兩個住家的學生，以補貼家用。
從博德林圖書館出發，步行約十分鐘便抵目的地。我們又開始尋找。David原以為門牌號是一邊單一邊雙，于是徑直就向右邊去。但我們一直走到底，也沒有找到要找的4號。重新折回，好在此路不長，幾分鐘后我們就站在了4號樓前 ——這是幢連體別墅。
David眼尖，在右側院墻上發現一塊牛津大學布拉德莫路幼兒園的牌子，于是他判斷此屋的所有者是牛津大學。“可見當時僅提供給蘇教授使用，僅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 我予以補充，由此冰釋了蘇慧廉晚年家境富裕的疑惑。
4號樓的房門緊閉著，但從窗臺、花園的種種跡象，可知此屋已住著新的主人。我們不敢貿然敲門，于是就在樓前拍了張照片。
這一天確實是Luck Day。
傍晚回酒店，打開電腦，竟然有David的來信。原來，他已第一時間將今天的收獲以圖文并茂的方式貼在牛津大學博德林圖書館的網上：
蘇慧廉墓地，牛津Church Cowley路，玫瑰山墓園。墓地編號：B1-147。
蘇慧廉1935年5月14日去世，三日后即17日安葬。其墓位于墓園教堂西北偏西位約五十米處。標志墓地四界及墓主身份的花崗巖界石，圍成簡單的矩形，上有鉛注銘文，惜大半脫落。界石幾已湮埋土中，部分銘文殊難辨認。銘文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