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拉格：一部歷史》的后記中，安妮·阿普爾鮑姆提到了一件事：當她搭乘游船前往索洛韋茨基群島途中，她和同船的俄國游客談到了關于《古拉格》的寫作。俄國人發火了：“為什么要寫古拉格？為什么不寫一寫我們的成就？我們是第一個把人類送上太空的國家！”“古拉格已經不重要了，我們現在有別的問題……為什么你不寫寫我們的現實問題，而要去寫很久以前發生的問題？”
是否要忘掉古拉格？古拉格真的已經不重要了嗎？讓我們翻開《古拉格》，安妮·阿普爾鮑姆用嚴謹的事實、清晰的筆調、認真的態度、深刻的論述，給我們講述和古拉格有關的那些歷史。
“人們被逮捕，不是因為他們做了什么，而是因為他們屬于某一類人。”你可能因為家里比別人多養了一頭牛而被劃歸為富農，你可能撿了幾根麥穗充饑而被認定侵吞國家資產，你可能僅僅隨口說了一句話而被定性為反革命……你可能因為任何理由被逮捕，或者其實不需要任何理由。許多大規模的逮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僅僅只為了滿足國家對于強制勞動力的需要。數據資料表明，勞改營經濟活動的效率與送到那里的囚犯人數成正比。斯大林的一段公開講話：“出于國家經濟的考慮，這樣做是個錯誤……我們總是釋放最好的囚犯，留下的卻是最差的。”表現好的囚犯因此不被釋放，作為替代獎勵只能是比別人多發了幾個面包……
它是一部讓人毛骨悚然的人間苦難紀事史。索爾仁尼琴曾經描寫的押送情景：“給他們喝一次水，他們要求解一次手；要是可憐他們，給他們喝兩次水，他們就要解兩次手。于是，這成了個簡單明了的常識：什么也不給他們喝就對了。”《古拉格》更加恐怖：為了減少囚犯的排泄次數，看守幾乎不給他們吃喝，囚犯睡在自己的糞便和嘔吐物之上，連牲畜都不如。終于撐到勞改營的囚犯，面對的是艱苦的環境、無窮盡的苦役、仍然少量的食物和衣物……囚犯被按照體力分成三類：可以干重活兒的，可以干輕活兒的，體弱多病的，領取不同等級的食物。體弱多病的很快被“自然”淘汰，原來健康的淪為體弱多病隨之死亡。納濟諾島慘劇令人發指。6114名流放農民被運到該島進行荒島移民開發。只是在移民隊伍到達的第四天，當局運來了少量面粉，餓了幾天的人們狼吞虎咽，當場噎死了好幾個。這些面粉是當局給予移民的唯一一次食物。三個月之后，當局才想起這批人，只剩1000余人，所有幸存的人只是因為吃了那些死人的肉才活了下來。
它是一部破壞人們純凈情感和道德感的黑歷史。我們堅信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完全正義的戰爭。我們痛斥納粹法西斯殘暴的反人類罪行。“沒有人想知道，我們用幫助一個大屠殺者的手段打敗了另一個大屠殺者。”無辜者身死，而我們寧愿被蒙蔽眼睛，以自己為正義一方而沾沾自喜。那些古拉格幸存者的回憶，被當做瘋言瘋語，在西方也很少有人愿意深究這個問題。展現給外界的，是粉飾過的所謂真相，是高爾基筆下《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運河》中“欣欣向榮”的建設場景，是薩特所說的：“我也覺得這些勞改營令人不能容忍，但是我認為，天天在資產階級的報刊上對它們加以利用的行為同樣令人不能容忍。”蘇聯解體，對于許多俄羅斯人的自尊心，是個沉重打擊。“我們是第一個把人類送上太空的國家！”多么讓人驕傲的輝煌的歷史！舊制度也許不好，但至少我們曾經強大。即使我們已經不再強大，我們也不想聽人說它不好。——集體沉默，選擇性的遺忘，這在情感上更容易讓人忍受。
古拉格的歷史，太沉重太壓抑太黑暗太悲慘。不如遺忘。
或者，我們同樣可以忘掉：猶太人大屠殺、亞美尼亞大屠殺、南京大屠殺、紅色高棉革命、波黑戰爭，還有其他的許多許多……掩埋歷史，掩埋的是潘多拉的盒子，一旦它獲得重新開啟的時機，災難就會卷土重來。國家不能只追求速度前進，必須不吝嗇地分出時間留給歷史，懂得適時地回顧、適時地總結，方能少走彎路不走歧路。
或者，我們可以聳聳肩，冷淡地說：“社會并不關心過去的罪行，因為那么多人參與其中。”（俄羅斯平反委員會主席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語）當個體泯滅掉自己的個性，盲目地服從于強權，被權力吸引著，被權力威懾著，只是“因為那么多人參與其中”，就可以讓自己輕易地置身事外，一如阿道夫·艾克曼認為屠殺猶太人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職責，一如雅戈達這個古拉格曾經的負責人最終被古拉格消滅掉，終有一天，古拉格的噩夢會讓我們，或者我們的下一代，親身去感受。
假如忘記古拉格，終有一天，我們會忘記，自己如何生而為人。
